原子彈已經為所有人闡明了這句話。
保險的本質與身心障礙者的天然風險很多人對保險業有些誤會，天真的以為說，保險是分散風險的一種互助協議。事實上，單從社會保險的角度來說，我認為全世界罕有比台灣健保更能照顧到社會弱勢的醫保方案。
以任何形式要求讓保險業吸納高風險客戶，都會實際影響到承辦方的運行。但是，即使不是身心障礙者，只要在業務評估過程中，有判定上面的狀況不達標的情形，不管你什麼身份都是會被拒保的，尤其是醫療險、意外險、壽險等等。原廠藥的退守、健保局的核刪機制、乃至於私人醫院的績效制度，許多「過度診斷」、「過度治療」的問題，都與全民健保的運作有關。（有興趣的人可以上金管會旗下的「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查找自己感興趣的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表」，都是公開資訊）既然吸納保險客戶的本質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增加可運用的流動資金，那麼對於這些保險客戶的要求以及提供的險種，自然都是以「降低風險」為主。作為一個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天然拒保戶，我想結合個人經驗，對郭董的論述提出一些看法。
雖然也有所謂的意外保障，但相對其他專項的責任險，給付的金額對保險公司而言，相對不痛不癢。問題是，滿足上述所有條件的人，還有可能具備身心障礙身份嗎？另一方面，專責身心障礙者的公司接不接受一般客戶？接受的話，先不說這還算不算專責，一般客戶會選擇一間以承辦高風險群體保單的公司來投保嗎？當然，誠如郭董辦公室所說，身心障礙者的風險支持問題不是生意，而關乎社會正義。從傅如芝的經歷可以看出白色恐怖時期的不公不義。
1950年代的其中一首悲歌，譜於動盪的新竹。她因「參加叛亂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現今的台灣，仍在邁向民主自由，而有一群人，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者是因為無知、好奇，而成為民主轉型的犧牲品，被歷史長河淹沒。她是傅如芝，1932年9月3日生，曾就讀於省立新竹女中。
Photo Credit: 作者拍攝提供2018年7月，她在一次講座中舉了一個例子：「在促轉會第六波的移轉資料時，總共有十幾個單位的資料需要移轉，在這其中，調查局共有三萬多件的資料，警政署六萬多件，合計十萬件。傅如芝因為一時好奇參加了黎子松組織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成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
大部分的政治犯都不知道自己為何鋃鐺入獄。以下是新竹高中校刊社成員們針對自己家鄉曾發生過的白色恐怖事件，所做的認識。」由此可見從政府機關裡尋找白色恐怖時期的那些政治受害者的相關資料有多艱困。代表前面幾波的移轉，這十萬件都沒有被通告，因此這些資料的移轉是漸進式的、被動的，更何況在促轉會的歷史調查小組中，研究員只有八個。
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呢？簡單來說，當一個國家從威權體制「轉型」至民主體制後，處理「正義」的工程，也就是一個國家適當處理威權時代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並且讓公部門的運作更加地以維護人權為目的。根據現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楊翠所述，政府雖然宣稱許多檔案已經開放，但其實仍有許多機密的政治檔案未開放，可見從政府機關裡尋找白色恐怖時期的那些政治受害者相關資料十分艱困。就如同傅如芝的獄友張常美所述：「老蔣說：『寧可錯殺一百個，也不要放掉一個』，我就是其中的九十九個。被抓走的人，除了少數是國民黨政府口中的中共的間諜，更多的是知識份子、民運人士、無辜民眾。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約80多個國家同時轉型成民主國家，眾多國家面臨到同一個難題：該如何清理威權遺續（遺產）？這也使得轉型正義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現象，聯合國更在2001年成立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為世界上的轉型正義工作提供協助。然而因為戒嚴有長達40年的時間，人們無法討論這類事件，許多資料也無法公開，因此台灣的轉型正義在蒐集史料方面非常艱困。
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與傅如芝同樣的案例不勝枚數（根據法務部的資料，政治受害者牽連人數約有14萬人），因此從威權體制轉入民主體制的政府與我們，必須要面對歷史的傷痛，進行轉型正義她是傅如芝，1932年9月3日生，曾就讀於省立新竹女中。
文：陳冠宇、洪正育（新竹高中校刊社）近幾年，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的議題在各處鬧得沸沸揚揚，各大眾傳播媒體有其各自的立場，多數人對轉型正義的印象仍停留在二二八事件的賠償。從傅如芝的經歷可以看出白色恐怖時期的不公不義。轉型正義更重要的積極性目標，是要治癒社會傷痕，邁向民主深化。1950年代的其中一首悲歌，譜於動盪的新竹。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防止共產勢力突破第一島鏈。代表前面幾波的移轉，這十萬件都沒有被通告，因此這些資料的移轉是漸進式的、被動的，更何況在促轉會的歷史調查小組中，研究員只有八個。
白色恐怖與新竹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並實施許多箝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在轉型正義這項工程中，有三大面向：分別是追尋真相並賠償受害者、追訴加害者或反省加害體制，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與檢討。
Photo Credit: 作者拍攝提供2018年7月，她在一次講座中舉了一個例子：「在促轉會第六波的移轉資料時，總共有十幾個單位的資料需要移轉，在這其中，調查局共有三萬多件的資料，警政署六萬多件，合計十萬件。因此，國民黨從美國獲得了大量的軍事與經濟資源，得以積極的整肅異己，鞏固統治權，白色恐怖遂開始，不管是羸弱的老人，或是莘莘學子，都難逃國家暴力的迫害。
以下是新竹高中校刊社成員們針對自己家鄉曾發生過的白色恐怖事件，所做的認識。」由此可見從政府機關裡尋找白色恐怖時期的那些政治受害者的相關資料有多艱困。
原本因為「參加叛亂組織」被判刑十年的傅如芝，在火燒島（綠島）新生訓導處拘禁期間，又因「繼續其叛亂行爲」，經過審判後，改判死刑，於1956年1月執行槍決。現今的台灣，仍在邁向民主自由，而有一群人，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者是因為無知、好奇，而成為民主轉型的犧牲品，被歷史長河淹沒。大部分的政治犯都不知道自己為何鋃鐺入獄。畢竟，所謂思想上的「毒化」，都是由掌握權力的執政者定義。
就如同傅如芝的獄友張常美所述：「老蔣說：『寧可錯殺一百個，也不要放掉一個』，我就是其中的九十九個。根據現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楊翠所述，政府雖然宣稱許多檔案已經開放，但其實仍有許多機密的政治檔案未開放，可見從政府機關裡尋找白色恐怖時期的那些政治受害者相關資料十分艱困。
被抓走的人，除了少數是國民黨政府口中的中共的間諜，更多的是知識份子、民運人士、無辜民眾。一、追尋真相與賠償受害者追尋真相的目的，除了讓政治受害者在賠償時有根據，追溯加害者時有證據，更是為了要在日後轉型正義工程中，有執行的基礎。
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與傅如芝同樣的案例不勝枚數（根據法務部的資料，政治受害者牽連人數約有14萬人），因此從威權體制轉入民主體制的政府與我們，必須要面對歷史的傷痛，進行轉型正義。她因「參加叛亂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傅如芝因為一時好奇參加了黎子松組織的「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成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這位師長眼中的乖巧女孩，卻在1950年11月28日在學校內被抓走。若在民間裡尋找白色恐怖的資料，隨著這些年長的受害者逐漸凋零，口述史因為受訪者記憶模糊，或者是當時社會對受訪者的刻板印象（受訪者「希望」講出大眾想聽到的口述史），都會導致口述史的內容無法完整、前後矛盾，雖然追求正義永遠不嫌晚，但是要「與時間賽跑」也成為執行此工程的一個困難點。到底什麼是轉型正義呢？簡單來說，當一個國家從威權體制「轉型」至民主體制後，處理「正義」的工程，也就是一個國家適當處理威權時代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並且讓公部門的運作更加地以維護人權為目的。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約80多個國家同時轉型成民主國家，眾多國家面臨到同一個難題：該如何清理威權遺續（遺產）？這也使得轉型正義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現象，聯合國更在2001年成立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為世界上的轉型正義工作提供協助。然而因為戒嚴有長達40年的時間，人們無法討論這類事件，許多資料也無法公開，因此台灣的轉型正義在蒐集史料方面非常艱困
她可能變成世界的女暴君：她將不再是本身靈魂的主宰者。亞當斯提醒我們，若是這麼做，美國會「陷入種種利益和密謀的戰爭，為個人貪慾、妒羨和野心而戰，無力自拔」。
今天的蓮葉基地，雖然規模不大，它的快速散布卻有惹起更多反對之虞。你不是要到偏鄉看風景，你要到哪裡找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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